四、 有關要求釋放所有被捕人士，不檢控、不追究違法的人，這些要求是法治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可以不讓警察搜？我們曾經在〈想搜身就搜身。也就是說，檢警雖然可以在無搜索票的情況下詢問受搜索人是否同意對他進行搜索，但受搜索人也有權利說不。

註附帶一提，假設最終該男子因為被阻攔三個小時，迫於無奈而「同意」被搜索，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搜到了毒品，這個毒品可不可以作為認定男子有罪的證據，就會因為該搜索為違法，而證據就必須要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的規定權衡判斷是否可以作為證據了。美國實務運作下，究竟怎樣的情況可以盤查、怎樣的情況可以搜索，是一個層級化的規範，可以用高低區分為下列三層： 如果是「單純臆測（mere suspicion）」，就只能進行背景調查。但僅憑有查到毒品前科，應該不足以作為再犯持有毒品罪責的「相當理由」。在搜索必須要有搜索票的前提下，遇到十分急迫必須現場搜索的情形下就可能出現問題。而「同意搜索」就是這之中的一種。

同意搜索的要件，我們在〈濫用權力違法搜索，憲兵隊還活在白色恐怖時代？〉一文中做過說明。因此，立法者在原則下開出了幾種例外，讓檢警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也能進行搜索。那時先生一個人在杭州工作，我和小孩待在台灣，也正因為這樣的「為愛朗讀」，為睿家打下好的德語基礎，讓她一路求學的德語都是班上第一，並在高中畢業時得到德文的雪菲獎。

我嚇出一身冷汗，婆婆低聲說：「叫睿家來好了。文：吳品瑜讓孩子參與臨終陪伴孩子參與臨終陪伴，不僅不是我的助手，反而是現場演示，幫助我解構無意識的媳婦角色枷鎖。」婆婆緩緩地用氣音說著。一次傍晚基福會的人員來訪，看了祖孫這一幕嚇了一跳，搖頭說著：「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這孩子是專業護士，甚至做得比我們還好，感覺她與奶奶之間是一體的，沒有抗拒與負擔，一切都好自然。

相較睿家小時候就時常跟奶奶睡，關係也較親暱，向來喜歡獨處的老二睿恩就與奶奶有些距離，特別是她正值十二歲愛美、貪玩的年紀，對我們整個長達兩週的復活節假期都待在病榻旁，非常反感。「我們都回到德國了，至少要利用幾天出去走走，或是到鄰鎮的暢貨中心逛逛。

癌末的病情變化很快，又過了兩天，婆婆已經無法被睿家攙扶行走，只能以輪椅輔助，而我總退到一旁看著睿家行止如儀地打理一切，先將輪椅給剎住，蹲身將腳踏板先撥到兩旁，頂多說聲：「奶奶，來～」然後就起身抱住奶奶落坐在輪椅上，然後撥回腳踏板，手扶著奶奶腳踝放上去，並且小心地在鋪有大小地毯且高低落差的地板上推行。」我雖是媳婦，但給自己壓力太大，而睿家，她沒有「必須」、「應該」、「一定」的束縛，只是全然地作自己，順著生命的流，所以天地都為她所用的無虞。一次，呆坐在扶手椅上好半天的她，終於應允，我趕緊按照護士教我的技巧，捲起袖子、在地毯上踩穩腳步，弓箭步姿態站在她前方，上半身低俯，但是腰桿得挺直，讓婆婆雙手圈繞在我脖上，然後由我環住她腰，趁勢幫助她起身沒有人是天生的照顧者，特別是在臨終病榻旁，死亡的陰影幾乎是與日俱增的，而且死神的鐮刀更是在所有人閃神瞬間，直落揮下，時間難以預料。

那時先生一個人在杭州工作，我和小孩待在台灣，也正因為這樣的「為愛朗讀」，為睿家打下好的德語基礎，讓她一路求學的德語都是班上第一，並在高中畢業時得到德文的雪菲獎。一旁觀摩的我感染到一份信任的相互協力，在她們相差七十歲的祖孫間增生，能量的流動不是射線般地呈拋物線趨疲，而是同心圓的周而復始。而這一切都要等到我靜定，甚至是後來才懂，了知這一切的安排，最終受惠的竟是自以為犧牲的我。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身體的衰敗是不可逆的發展，最終的結局必然有人先行，有人哀慟。

然而事與願違，或許婆婆感染到我的缺乏自信與恐懼，放在我脖子上的手突然鬆開，幸好她只是背部稍稍離開椅背而已，所以跌坐回去的力道並不大，反倒我的緊張一放空，上半身往後失控，腳步有點踉蹌，地毯也微妙地滑了我腳底一下。深怕婆婆赧於開口，所以特別盯著牆上的老掛鐘，叨擾地詢問她想不想上廁所。

」我雖是媳婦，但給自己壓力太大，而睿家，她沒有「必須」、「應該」、「一定」的束縛，只是全然地作自己，順著生命的流，所以天地都為她所用的無虞。」喜歡打扮與血拚的她嬌嗔地幾次抗議。

癌末的病情變化很快，又過了兩天，婆婆已經無法被睿家攙扶行走，只能以輪椅輔助，而我總退到一旁看著睿家行止如儀地打理一切，先將輪椅給剎住，蹲身將腳踏板先撥到兩旁，頂多說聲：「奶奶，來～」然後就起身抱住奶奶落坐在輪椅上，然後撥回腳踏板，手扶著奶奶腳踝放上去，並且小心地在鋪有大小地毯且高低落差的地板上推行。幾次她還從閣樓找出一疊舊童書，都是奶奶當年透過網路通訊，每天唸至少一小時給她聽的故事。而她也毋須被圈套在「孫女」的角色，去「幫助」、「給予」與「照顧」或「反饋」，相反地，不過如同平常的祖孫互動，彼此來往且沒有界分，似乎更能隨心順當。」婆婆緩緩地用氣音說著。記得過去婆婆常告訴我，「睿家是慢火的小孩，總是花好長的時間觀察，卻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或者她就只是做自己吧。病榻邊，或許也是每一個人最完整的現形，包括出現的與未出現的人，而最清楚的應該是自己。

相較睿家小時候就時常跟奶奶睡，關係也較親暱，向來喜歡獨處的老二睿恩就與奶奶有些距離，特別是她正值十二歲愛美、貪玩的年紀，對我們整個長達兩週的復活節假期都待在病榻旁，非常反感。「我很訝異不到四十公斤的她，瘦巴巴的竟然那麼有力氣，昨晚入睡與半夜，都是她幫我扶去上廁所的。

即使白天還是經常躲在二樓看書，但只要我叫喚幾聲，她都會立刻知道該怎麼做，而夜裡與奶奶共睡的她，則是處於警醒狀態。我嚇出一身冷汗，婆婆低聲說：「叫睿家來好了。

一次傍晚基福會的人員來訪，看了祖孫這一幕嚇了一跳，搖頭說著：「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這孩子是專業護士，甚至做得比我們還好，感覺她與奶奶之間是一體的，沒有抗拒與負擔，一切都好自然。至於照顧臨終者的模式，或是互動的方法，也全然地曝露出雙方的關係脈絡，以及尚未被說出口的故事，甚或是沒有被覺察的情緒糾結。

「我們都回到德國了，至少要利用幾天出去走走，或是到鄰鎮的暢貨中心逛逛。」我高聲呼喊在二樓的大女兒睿家，只見她自然地完成了任務，雖然沒說上一句話，臉上也是淡定的。一次，呆坐在扶手椅上好半天的她，終於應允，我趕緊按照護士教我的技巧，捲起袖子、在地毯上踩穩腳步，弓箭步姿態站在她前方，上半身低俯，但是腰桿得挺直，讓婆婆雙手圈繞在我脖上，然後由我環住她腰，趁勢幫助她起身。為此，也就無人有絕對的權力，去譴責未出現在病榻的人，或是批判其他同為照顧者的態度與方法。

婆婆上完廁所，還是由睿家慢慢地扶她回來，安妥坐在扶手椅上，睿家沉默地幫她調整好幾個抱枕護腰，就轉身走回二樓去了。婆婆嘴角輕輕揚起，瞇著眼看五斗櫃上的睿家照片微笑著，那是睿家念小三時在台北歐洲學校拍的大頭照，靦腆裡有點憨實。

文：吳品瑜讓孩子參與臨終陪伴孩子參與臨終陪伴，不僅不是我的助手，反而是現場演示，幫助我解構無意識的媳婦角色枷鎖。我在一旁「嗯」地應答，卻不知該如何接續。

我幾乎長時間守在婆婆身邊，只有趁她起床前或小寐片刻，趕緊處理居家打掃與煮食，而吃飯都是在廚房裡站著胡亂扒幾口，身體緊繃備戰，而耳朵警醒聽著動靜，真像被人拎住耳朵，腳底騰空地晃蕩在半空中般。當睿家蹲坐在奶奶的腳邊，慢慢地唸出故事書時，祖孫倆再度重溫故事的美好，雖然這次朗讀者換作是睿家，但是聆聽者卻是聽得入神，瞇起了眼睛，眼角微微溼潤，臉上泛滿笑意。

」當下，我有點懊悔自己的心急，一開始就要她完全「進入狀況」，並且貼上「若無其事」與「一切如常」的假面。婆婆儘管體力急速下降，但是她與睿家之間的信任，站在一旁的我常常能感受到這一圈氛圍的溫熱，靜默中緩緩流動，無所謂誰給、誰收，彷若朝陽下逆光閃耀的輕塵旋舞，自成一格的無擾祖師爺分析技巧與同時代的學者相較，或許不是最突出的，但是《國富論》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經濟思想水壩，之前所有對經濟體系如何運作的想法，都被匯流至此，而之後所有的觀點，也都從此而出。雖然人類天性齷齪，但社會卻也沒有到達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敵人（every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 的自然戰爭狀態（state of nature）。

二十八歲那年，斯密受聘為格拉斯哥大學邏輯學與道德哲學教授的職位。這個偉大的洞見，也讓後世尊稱他為經濟學之父。

（所以斯密曾主張，大學教授的薪水應該跟他所教的學生人數成正比）一個例子是：在該校一場辯論會上的四位參賽者，全場沒有一個人講出任何一句話。有趣的是，當年的牛津大學教授是以「假裝教書都不願意」出名，根本就不上課。

她認為這是「as far as it goes, and does not cover the whole ground.」除了母親保護小孩外，「利他在其他情況下都不太可靠」。不過與霍布斯不同的是，斯密認為問題的答案並不在於《利維坦》（Leviathan）下的社會契約，而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有一個無私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緣故。